《中国人的背影》

兰色

你常常在十字路口的北面

闷闷不乐地靠在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注视那些匆匆远去的路人的背影

他们匆匆远去的背影

在斜阳下多么富丽堂皇

每个人都显得温柔高尚

在这样的时候

谁还会相信世界上有丑恶的东西

以往的经历似乎只是来自一出假想中的悲剧

人生就象这街头的暮色

美好得让人真想痛哭一场

回到家你总是含着泪水对我说

只有中国人的背影显得那样苍老

中国人，唉，中国人的背影

难道中国人只有背影

他们总是匆匆地离去

从不把头回过来

即使深夜，也有很多沉重的背影在你面前闪过

   前段时间，偶尔翻一本英文版中国当代诗歌选，突然看到兰色的《中国人的背影》。愣了好一会。二十年前，读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老木编的那本《新诗潮诗集》中，“兰色”以不多的几首诗让我印象深刻，尤其这首《中国人的背影》，在我看来是以孤篇闪耀，不逊诗集中其他任何诗人。

  《中国人的背影》以质朴的文字和情感胜出，有一种直接打击人心的力量。细细读来，每一行每一段并没有特别的东西，用字用词甚至还显得有些笨拙。但整体看来，其深厚、浓郁的情感如凝缩蕴蓄多年的老酒，散发出强烈隽永的酒香，直扑人鼻。整首诗具有一种震撼人心的深沉的激情。其释放出的强大的冲击力，直到现在还不曾减弱，非常深远。仍然让人读了热泪盈眶。

   所以我有时侯想，其实有时情感积蓄到一定的时候，非要喷涌而出时，技巧、方法甚至都变得无足轻重了，不重要了，这股谁也挡不住的情感自然而然涌出，自己会去寻找到自己的语言、通道，它自己就产生出一种特别的结构、形式，它就是诗本身，不管你承不承认，喜不喜欢，也不管你以何种框框来套它、解剖它、刁难它，说它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不符合这个那个，都没有用，都不过是玩些雕虫小技。它就是诗歌本身。那些理论、术语是没办法分析它的。所以有大诗人由衷感慨：无形式是最高的形式。在我看来，《中国人的背影》当得起这样的评价。我甚至武断地认为，每一个中国人读到这首诗都会有或多或少的感触，不，是感动。

    所以我经常怀疑那些能把一首诗分析得一清二楚的理论。

    我特别挂念的是不知兰色现在何处。他彻底失踪，只给人们留下一个富丽堂皇的背影。

------答青年诗歌评论家陈亚冰问

李少君

问：李先生，在所有的当代文学样式中，诗歌可能是最边缘的，也是最寂寞的。我注意到你以前好象对小说比较关注，写过大量小说方面的评论。那么，为什么这些年你突然如此热衷于诗歌研究、评论、推介？而也就在这两年，好象出现了一个起码是表面上的“诗歌热”，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答：我们知道，虽然在所有的文学样式中，诗歌是最边缘寂寞，但诗歌同时也是最敏感、尖端、先锋的，因此在每一次大的社会转折前期，诗歌会变得空前地活跃。上一次诗歌高潮出现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正好是中国打开国门、向西方学习、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么，在我看来，这一次“诗歌热”的出现其实也是一个预兆，预示一个从一味模仿学习向自主创新、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的时代的出现。比如，在诗歌界，关于新诗的“民族性”、“中国性”包括我提倡的“草根性”等近年来也突然成为热衷讨论的话题。这与其他领域也开始陆续出现的比如重新评价现当代文学、重新看待中国现当代美术的发展等潮流是一致的。
    诗歌这两年确实开始大热，诗会此起彼伏，诗集诗选、民间诗歌报刊出版不断呈现亮点，诗歌网站数以万计，连大众媒体如都市报之类也开始开辟专门的诗歌版面，这些逆潮而上的现象让很多人跌破眼睛，大惑不解。在我看来，还有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个人认为的“诗教”传统的复兴。
    中国历史上堪称“诗教”国家，孔夫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中国历史上人的成长与教育与诗歌的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诗歌除了对于个人而言传递微妙感受、抒发性灵之外，还在规范伦理、教化人心、慰籍人心方面，起到与西方宗教类似的作用。故林语堂曾指出：“吾觉得中国诗在中国代替了宗教的任务”，诗教导了中国人一种人生观，如何看待宇宙、世界、自然、生活与同类的价值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出的一种仁爱、悲悯情怀。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诗的位置是无法彻底根除的，最多是有时候隐藏一些，有时候张扬一些。比如每到中秋节，每个中国人都会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类，而在这些诗歌中，其实就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与情感方式，一种伤感于时光飞逝的无可奈何的虚无感，但又自我安慰心存乐观，这些都是深入中国人的骨子里的，内心深处的，无法摆脱的。所以我曾感慨：西方有《圣经》，中国有《诗经》。在古代，中国人失意时、悲观绝望时，诗歌都能给他们心灵的安慰，因为诗歌里有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力量。
    “诗歌热”的出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恰是一个传统价值道德分崩离析、新的规范伦理尚待重建的过渡时期，在这样的时代，精神危机感、灵魂空虚感比任何时候都要强烈，人们到处寻找寄托、安慰，在中国原本就具有宗教作用的诗歌，此时恰好可以起到填补信仰情感真空的作用，有诗人在描述当下“诗歌热”时概括为“借诗还魂”，确是一语中的。在我们这样物质逐渐丰盛、温饱基本不成问题的时代，精神的匮乏与需求愈显突出，灵魂的引领与提升日趋急迫，有人说：“唯有诗歌还能使我们动心”。确实，唯有诗歌能使我们超尘脱俗，境界高远。因为，与其他的文学样式相比，唯有诗歌是超越性的，高于尘世的，那些永恒的自然山水、强烈饱满的情愫、美妙绝伦的意境，可以使我们灵魂出窍，暂时忘却烦恼与痛苦；可以安慰我们破碎的心灵，让我们抚平激烈拼搏竞争中碰触的累累伤痕。而如今小说、散文、电视剧之类以叙事的琐碎平庸，完全平行于等同于我们的可怜无聊生活，甚至更低俗、龌龊，让人悲观绝望，看不到一点光亮、希望与理想，起不到提升精神、净化心灵的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在这个物质化的时代，无论全社会还是我们自己，都急切地需要诗与诗意。此外，我还觉得，“诗教”的普及还有助于建立一个真正的所谓和谐社会。诗，无论作为宗教还是教育，由于诗歌是从体谅人心、培育人情出发的，所以，一个“诗教”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冷冰冰的机械化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残酷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科层分明、规范森严、没有人情味只有交易与物质关系的社会，就绝对不会是一个视自然与他人为征服对象的掠夺性动物化的社会。“诗教”普及的社会，就一定会更人性化一些，温情脉脉一些，互相依存与互相理解一些，从而也更和谐一些。而那可能就是一个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都更加和谐从而也更加舒适一些的理想社会。
    至于我自己，其实我从事诗歌编辑、研究、评论已近二十年。在大学时代，我就是我所在的武汉大学的大学生诗歌评论家，我们同时代的很多诗人当时就知道我。我近年将较多的精力投入诗歌研究、推广，几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同时也于我所说的“心灵的需要”有关，因为在阅读诗歌的时候，我也感到我心灵深处的那种和其他人一样的空虚感、恐慌感暂时缓解了。

问：我们知道，你为当代诗歌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十年来一直编辑每年一辑的《天涯》杂志的“诗歌精选”栏目，推出了《莽汉·撒娇》等书，举办雷平阳、潘维等青年诗人的研讨会，在《星星》杂志主持“诗歌虚拟研讨”栏目，相继推出杨键、桑克等青年诗人，最近又编辑出版了《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尤其是你提出的诗歌“草根性”的理论，引起了诗歌界强烈的持久的反响，能谈谈你当初为何会想到“草根性”问题吗？

答：我们都知道，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原因。中国诗歌在五四前后出现了一个“断裂”。这也注定了新诗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新诗是由于形势的需要、出于功利的所谓思想启蒙的需要生搬硬套来的。被称为新诗第一人的居然是一个毫无诗歌天赋的、非常理性的学者胡适，在他的心目中，诗完全是可以制造、甚至可以经培训后制做出来的，只要事先有了一个想法、观念。这样的诗歌理念，可想而知对诗歌的伤害何其深重。从此，新诗就追随西方的思潮、观念，被各种产生于西方的新思潮、观念引领，成为各种新思潮、观念的附庸。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对新诗的理解始终是混乱的，在各种观念、思潮的支配下，各自为政的，五四一代、九月派诗人、文革前期诗人、朦胧派诗人、第三代诗人（第三代诗人中的“非非”，更是直接在观念指导下写诗，而另一“他们”诗派中的韩东，竟然可以直接针对前辈诗人杨炼的《大雁塔》写一首“反《大雁塔》”，还被视为“杰作”），以及被称为70后、80后的诗人，都把自己写的诗称为“新诗”，但他们的实际理解是大相径庭的。
   既然在很多人的理解中，诗歌不过是观念的产物，所以经常随着观念而且主要是西方思潮观念的变化、流行，诗坛也是一会儿流行这种潮流，一会儿流行那种潮流，就象盲人摸象，每个摸到部分的人都大惊小怪。所以潮流很多，却没有留下什么作品。废名对此曾看得很清楚，他说新诗是以散文的形式写诗，所以只是新诗总是很别扭，只是有些诗意、靠近诗而已，但还不是成熟的文体。确实，在观念支配下的写作，自然是最适合散文式的理性逻辑的创作方法。而这在胡适等人那儿就开了先河，以至谬种流传。
   新诗的这一混乱到如今仍然没有解决，但现在情况有所好转，现在没有什么潮流了，诗歌恢复到一种自生自长的自然状态，在很多偏僻的角落，也有人在那儿潜心于诗艺本身的雕琢、培育与发展。诗歌开始呈现出一种真正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多元化，因为各自的背景、土壤与个人修养、领悟力、天赋均会有所不同。这是一种真正的诗歌良心发展的状态，从自己的土壤中慢慢地成长、茁壮起来了。也因此，我有感而发地提出诗歌的“草根性”，就是想模仿引进来的新诗最终应该逐步“中国化”、“本土化”，在这一意义上，“草根性”强调：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由于一些人认为我是想为诗歌树立“标准”，这一理论掀起轩然大波。其实，我觉得“草根性”对于一个中国诗人来说，是一个基本的要求。我当时提出这一想法，本身就是深入江南的一些传统文化深厚的地区，强烈感受到本土、草根文化魅力而触发的。
   当然，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这四点里，个人性尤其重要，是一个基础。没有个人性，就会显得空洞、概念化，变得和我们前面反对的观念写作一样。比如八十年代有个红极一时的所谓“边塞诗派”，如今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就是这个诗派的一些诗歌突出的是一些表面上的西部的边塞的地域性特点，比如荒漠啊，男子气啊，并没有深刻的个人性在里面，没有把那些外在的严酷与生存环境内在化，转换为个人独有的经验感受，所以不能产生长远的影响，缺乏长久的打击力，深入人心的感染力。这是我们所要警惕的。
   我承认西方文学、诗歌给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也对此非常敬重，但恰如我近年来在一些大学演讲时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在年轻的时候，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确实感受到过卡夫卡所描述的那种现代性处境的荒谬感，但随着对世事与社会的深入，《红楼梦》更得我心，《红楼梦》的那种深层的中国化的审美魅力，更让我沉醉。比起卡夫卡，《红楼梦》也更能深入中国人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自然认为《红楼梦》是更伟大的文学。更切合我心。
 

问：我注意到与前些年你经常谈论新诗的“草根性”、“中国性”不同，你最近谈得比较多的是新诗的“标准”问题。在很多场合，我也看到对你喜欢谈所谓“标准”经常有各种批评。你最近不断大力度地推介一些诗人如李亚伟、杨键、黄灿然、桑克、雷平阳、潘维等，为他们办研讨会，组织出版、评论，我个人理解是你想通过对他们的推广来树立你的诗歌“标准”，或者说你认为这些人符合你的“标准”，所以你评论、推介他们。你觉得我说得对吗？

答：基本可以这么说吧。其实不刚对这几个诗人的介绍。我十年来编辑每年一辑的《天涯》杂志的“诗歌精选”栏目，最近又编辑出版了《21世纪诗歌精选》第一辑“草根诗歌特辑”，都是为了把我心目中的“好诗”推荐给读者。而李亚伟、杨键、黄灿然、桑克、雷平阳、潘维这些诗人，也确实是我心目中的“好诗人”。
    有人反对诗歌标准的说法，理由是会扼杀诗歌的多样化。其实这是没有想透彻的缘故。其实在诗歌的发展历史中，会不断地有人提出标准的树立，但能否被广泛接受，成为共识，却并非提出者所能把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标准的不重要，恰恰相反，经过了广泛讨论、接受了时间考验的诗歌标准的确立，对于诗歌的发展、传播是是有好处的。在我看来，尝试通过组织广泛的对话、讨论，通过鉴别、遴选，来树立标准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需要从事这一工作者有包容性，不重关系名利，怀有公平超越之心。也不怕被谩骂攻击。一切遵循公正原则和宏观历史视角，我想，只要标准不是强制的，是自然而然促成产生的，它就不怕检验与挑战。
   《草根诗歌特辑》是第一步工作，是根据我在十多年的诗歌编辑经验中认定的标准编的一个选本，但我想还应该有更大的包容性，所以最近我邀请了近百位诗歌评论家、专家教授、诗人及诗歌编辑共同推选一个当代诗歌五十人名单，希望将这一工作做得更深入。通过广泛讨论、鉴别，树立真正的“标准”。
    小说家哈金最近呼吁“伟大的中国小说”，我觉得是很敏感的。在我看来，我们呼唤诗歌的“标准”其实也是呼唤“伟大的中国诗歌”。那么，什么是“伟大的中国诗歌”？在我看来，就是能够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传递中国人的内在情愫、表达中国人的微妙细腻情感、反映现时代中国人的真实生存处境的诗歌，它既是普遍的，每个中国人都能从中读到自己的内心感受，又是极其独特的、个性化的语言艺术表达，无法模仿复制的。
    我相信，新诗的黄金时间真正来临了。如果说在小说界，还没人敢随便说超越了鲁迅、沈从文、张爱玲等，那么，诗歌界相对幸运得多。几乎都是一个公认的定论，五四之后到朦脓诗之前都没出过多少特别了不得的诗人。只有勉强七八个还过得去。由于新诗基础相对的薄弱，一直没有发展出成熟的文体，存在着象我前面所说的被观念误导和主导的问题，标准与尺度也非常有限，因此好诗也很有限。而这恰恰是当代汉语诗歌的契机与优势，在相对空白的新诗历史上可以真正添上些浓墨重彩。

问：除了编书、虚拟研讨会，你还有什么计划吗？

答：前面说到“诗教”，除了诗歌具有宗教功能的作用，另外我觉得诗歌教育非常重要。诗歌教育是诗歌最终走向普及、被接受、传播的过程。
   事实上，我们做大量的工作，来树立新诗的标准，选出好的诗歌，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被广泛认同、接受，而教育是比较好的途径。我自己经常去大、中学讲诗歌，我觉得，相对而言，中学生是最适合接受新诗教育的，他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力和对现实的认识能力，这都有助于对新诗的深入理解和接受。同时他们的思维和感觉方式还没有完全定型，有可能更能感受到诗歌的真正的奇妙的魅力。我去过深圳南头中学讲诗歌，就很惊奇地发现一些中学生对新诗的认识已经很深了，他们自己也写，写得不错。比起大学生和社会中人要好，大学生有时往往已有定见，有些机械的认识，就很难纠正了。社会中人则更是相对麻木了，缺乏领悟力。我后来还知道，这样的诗歌教育现在很多中小学都在做，比如在北京、在山东等许多地方。前些时候我还碰到香港真光中学的杨慧思小姐，得知她们在香港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且成效不错。我很高兴，因为在香港，许多学校对英文教育比对中文教育重视。她们能带这个头，令人钦佩。
   当然，这样的事情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奏效的，不必操之过急，我觉得：诗歌教育可以慢慢来，小学可以古典诗歌为主，学习那些具有永恒价值的、经过了历史考验的作品。中学才过度到新诗。因为新诗里有些现实的东西，可以让他们开始学会面对、处理现实。总之，诗歌教育，对于青少年大有裨益，他们可以从诗歌中学习一些基本的对于世界、生活与自然的态度与伦理，以及审美情趣。还可以开拓他们的视野，培养他们具备一种永恒的超越性的价值观念。这样，在他们走上社会后，能够有底气，有内涵，看待社会与人生有自己的主见，碰到问题与事情，心定神安，胸有成竹。这样的人生，就要从容一些，大气一些。我觉得，这样的学习，他们会终身受用的。
   我还可以用我自己的经历和一位朋友的经历来谈谈“诗教”对个人生活的好处。1995年前后，我突然陷入一种极度的苦闷，说不出什么原因。我当时各方面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工作稳定，收入不错，但就是提不起劲，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世界一片灰暗，我什么都不想干，偶尔地捡起了自己很早就有、有一段还很狂热的诗歌爱好，没想到，阅读诗歌逐渐成为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慢慢地读诗成了我的习惯，而我也从诗歌中获得了安慰、庇护和救赎。我想，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比较深地涉足诗歌。果然，慢慢地，我好象调整过来了，诗歌有一种奇异的内心调节作用，一种神秘的灵魂净化功能。我渐渐地变得恬淡、平和、从容。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卢卫平，是一位诗人，如今也有一定名气。他外表看起来很朴实，殊不知很长一段时间，他担任过好几个赫赫有名的大公司的高层职员，每日前呼后拥，挥金如土，在北京、上海等大都市里过着豪奢的生活。如今他甘于寂寞地呆在相对清贫但悠闲的珠海文联。他说他以前在大公司里呆着，身边每天发生各种财富奇迹，以至周围每个同事都好象得了“时代狂躁症”，他们总是马不停蹄地追逐时尚、金钱，每天处于焦躁之中。但是不久，其中不少人就变得不正常，或者结局非常悲惨。他说，他自己之所以能平平安安地，如今拥有一个温馨而幸福的家庭，和一份充实而稳定的生活，他觉得是诗歌挽救了他。写诗使他安心，不焦虑，相对地看淡一些东西，踏踏实实地生活。
   我想这两个例子，都能说明一些问题。
   

问：那你对当代诗歌的整体状况满意吗？你如何评价？

答：应该说，正在向我满意的方向前进。
    我觉得我们目前的状况有点象宇文所安所描述的初唐诗向盛唐诗转变的过渡时期的情况。初唐诗前期以“宫廷诗”为主体，京城诗人占据主流，但逐渐地，京城诗人中的部分敏锐者不满现状，率先发起诗歌革命，随后，诗歌革命向全国各地散发、流布，遍地开花，慢慢地，经过积累、变化、稳定，最终成熟，唐诗开始由一些外省诗人主导，往鼎盛时期发展。
    现在的状况与之非常类似，最早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朦脓诗，然后形成多中心（主要是华东、四川等）的第三代诗歌，然后又经过“口语化”、“叙事性”两个方向的演变，如今开始产生一些风格逐渐稳定成熟的诗人。当然，这只是地理的描述。天才的诗人是超越地理限制的。不过总体的轮廓大致如此。
    如果我来描述一下，我觉得新诗正在向其稳定成熟期转变。原因也很好解释，一是当代汉语诗歌已经稳定地建设、发展、积累了三十多年；二是当代汉语诗歌在消解最初的观念性诗歌后，经过逐渐的转型，与诗人们各自的个人感悟、生存处境、地域文化背景结合，在一种原生性状态下逐步发展起来，成为一种自然成长起来的本土诗歌，并已形成了多样化多元化的诗歌生态格局。
    这里不妨来描述一下当代诗歌的生态格局与地理版图——当然，这里仅限于近年来那些活跃的因素与部分：在北京，有所谓北大诗歌与北师大诗歌之说，指的是北大出身的诗人如西川、臧棣、胡续冬、姜涛等人，有强烈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学院气息，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还有王家新、孙文波、肖开愚等人。北师大则是伊沙、徐江、侯马、沈浩波等人，沈浩波又与尹丽川、朵渔等结成下半身，他们主张身体性、口语形式。此外，莫非、树才等也另有一团体；华北，赵丽华、曹五木等人的诗歌值得关注；在哈尔滨，张曙光、桑克等颇得北方的典雅、大气，诗歌中常含沉思；山东是近年来诗歌最活跃的地域，内部并不完全一致，但与齐鲁大地淳朴的民风相似，江非、辰水、王夫刚、岩鹰盛兴等所代表的质朴纯正诗风是主流，可能源自《诗经》遗韵；上海，默默引领的撒娇派大行其道，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适合撒撒娇；而陈东东、王寅执着于内在的修炼；江南是近年来诗歌成就最高的地域，当然内部其实非常复杂，既有杨键、陈先发这样悲天悯人的诗歌，也有潘维、厐培、小海、张维这样融会贯通与生俱来的深厚的文化传统，诗歌写得既古又今。朱朱、余怒等则仍然热衷于诗歌的先锋性及形式探索。还有叶辉、叶丽隽这样沉缅于个人生活与细节的诗人、江一郎这样的现代乡村诗人；广东也是近年来诗歌最活跃的地域，卢卫平、姚风、宋晓贤、谢湘南、老刀等始终直面珠江三角洲这一最能浓缩转型期复杂现实特征的地区，直白的诗风后暗含尖锐，凌越、唐不遇则更多现代都市生存经验的敏锐与向内开掘，还有杨克、黄礼孩、浪子、莱耳、世宾等仍然保留某种明朗空旷的抒情气质；海南近年成为诗歌的一个中心，多多老而弥坚，诗风更加凌厉；王小妮不仅在女性诗人中也是在整个诗坛中另树一帜；蒋浩、纪少飞、一行、安歌、艾子、潘乙宁等年轻诗人也颇受关注；云南，没有什么诗歌群体，但前有于坚、后有雷平阳，独自从云南大地汲取养分，是最草根又最现代的，因而也最具生命力与实在感，尤其于坚，特立独行而健壮硕大，而雷平阳也来势凶猛；中原是复杂的构成，郑州的女诗人蓝蓝本质上是一个注重个人内心的抒情诗人，武汉的张执浩、刘洁岷、余笑忠也有一定的抒情气质，长沙的谭克修则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他的诗歌总有一个庞大的体系；广西，年轻诗人们刘春、非亚、黄土路也很活跃；西北，沈苇、叶舟、唐欣仍然好诗不断，但更年轻的古马、张联、李小洛、沙戈等值得注意，其诗歌深得大西北的厚重朴实隽永；不能不提香港的黄灿然，其诗风看似简单，实则内敛到极致；还有那些不限于地域的诗歌群体，如或者诗群，其中的魔头贝贝、陈小三、小引、弥赛亚、苏浅等，诗歌散淡、幽婉、蕴蓄，另成一派；还有海外诗人、第三代诗人如李亚伟、杨炼、翟永明、杨黎等也仍然活跃，仍在前进……总之，与第三代诗人以观念开路、基本为观念主导（个别天才诗人例外）不同的是，上面所描述的这些诗歌群体或个人，无论其团体形成或诗风接近或迥异，更多是自然而然导致的，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或基于地域，或基于个人成长经验，或来源某种文化背景传承，是从“根”开始的诗歌，是“灵魂”深处的需要，因此更具原创性、建设性的意义。
   当然，这只是粗略的一个诗歌谱系的罗列，肯定还有很多为我视野所忽略。在我看来，这种多元的诗歌生态格局，是一种好的现象，是从个体差异性独特性出发的自觉的诗歌追求，是诗歌真正繁荣的必要条件，甚至可能还预示了新诗转型并真正“中国化”的关键要害。但这样一种圈子化区域化的写作氛围，也可能导致某种零散混乱，各自为政，自话自说，自我循环，自我满足，因此，应当倡导对话与讨论，打破隔阂，寻找和探讨某种共识和尺度，树立更高的诗歌标准，促成当代汉语诗歌真正走向成熟。并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确定当代汉语诗歌的历史地位和在世界诗歌版图上的坐标。

　　由恶搞青年诗人赵丽华的随意之作发端，引发了所谓诗歌界“梨花事件”，开始时我还不以然，以为是一般的网络恶搞事件，但随着事件的不断升级，随着一些所谓“主流”媒体的进一步介入，我发现问题不象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感到了一股恶意攻击和诋毁当代诗歌的恶劣风潮，最近，《人民日报》2006年10月26日第11版刊登的一篇署名“李舫”的记者综述，其恶劣性更是到达顶峰，这篇综述不惜捏造谎言，全盘否定当代诗歌成就，彻底否定所有为当代诗歌的发展以及为健康良性的人文环境的建设不断努力的诗人们。

　　我先引用一下这篇记者综述，标题是《在近来的一连串恶搞事件中，诗歌沦为大众娱乐的噱头——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标题倾向性非常明显，而文内的小标题则分别是：1、“多年的边缘化后，再次引起轰动。这次，诗歌成了一个笑话”，2、“如此文字充斥诗坛，如此作品困惑读者。中国，我的诗歌丢了”，3、“不是大众抛弃了诗人，而是诗人抛弃了大众。诗歌呼唤用心来创作”。整个文章都读下来，引用的全部都是反面的意见，连一点起码的表面的所谓“公正客观”都没有。一篇如此长达近四五千字的报道，如此意见一边倒，我只在文革期间的报纸上看到过。

　　但最有欺骗性的是，这篇报道采用了构陷的手法，为诱导读者相信其论断，不惜制造谎言，比如这一段：

　　 “一根黄瓜／又一根黄瓜／是俩黄瓜／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

　　　　“赵有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

　　　　这些分行的文字是什么？如果用这些文字做一份调查，答案不言自明。不管怎么排列，“这绝不是诗！”老诗人流沙河愤怒了。

　　　　然而，这一次，这位写了几十年诗的老诗人错了，绝大多数读者也错了。这些“诗”赫然刊登在著名的诗歌刊物上。

　　　　这样的写作充斥着诗刊，这样的诗人充斥着诗坛，这样的作品困惑着读者。什么是诗歌？已故诗人艾青用诗的语言回答，诗歌是“给思想以翅膀，给情感以衣裳，给声音以彩色，给颜色以声音！”可今天究竟什么是诗歌？这已经是连诗人们都回答不了的问题。

　　这样的谎言非常容易欺骗善良的读者。真的以为著名诗歌刊物上会刊登这样的诗歌。而其实当事人赵丽华已反复强调网络上的那些被恶搞的诗歌只是她的习作，从未公开发表过，下面引用《南方都市报》的采访：

　　赵丽华告诉记者，这些诗是她四年前初次上网时尝试写的，当时的想法是“想变个方式玩玩”，卸掉诗歌众多的承载、担负，让自己的写作姿态放松下来。“我明白我这组实验性的东西既不成熟，也很草率。所以当时只在诗歌网站上随意贴了一下就收起来了，没有拿给报刊发表”。让赵丽华没有想到的是，四年之后有人翻出了这些诗歌到大众的论坛，有的诗还丢掉了几行，所以“遭到批评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不知道，拿一个诗人的从未公开发表过的习作讨论有什么意义，就象我们拿不少当代著名作家在知青时期写的黑板报上的散文诗歌讨论有什么意义一样。任何作家都写过坏作品，即使鲁迅、沈从文，但我们能说那些作品代表他们吗？这几乎是一个常识。而这位记者先是公然撒谎说这些作品“赫然刊登在著名的诗歌刊物上”，然后以此为依据全盘否定当代诗歌——“这样的写作充斥着诗刊，这样的诗人充斥着诗坛，这样的作品困惑着读者。”

　　 她居然敢以读者与人民的民意！

　　我只能说，这是一股新的愚民势力，他们不惜制造谎言欺骗民众，企图全盘否定当代诗歌的所有成就，企图否认所有建设健康良好的人文环境的努力，他们企图在大众中制造新的愚昧。

　　这篇报道为到达其目的，在综述中不止一处制造谎言，比如其中还有一段：

　　 “我们应该问一问诗歌为什么走向堕落？”汪剑钊质问。作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俄罗斯诗歌研究专家，汪剑钊一度是狂热的诗歌写作者，可现在他“耻于承认自己是诗人”，“为了避免误会”，他自嘲地说。“诗人在策划堕落，诗歌又怎能不堕落？”

　　 对此，汪剑钊在“诗生活”网站发表严正声明：

　　 汪剑钊的声明

　　　　最近，某报刊登了一篇题为《谁在折断诗歌的翅膀？》的文章。作者事先并未采访我，她在本人完全不知情的状况下，虚构了我的一段话。这段话与我平时对诗歌的看法、立场完全相悖。在此，我特别声明，汪剑钊从来不曾、将来也不会“耻于承认自己是诗人”，诗歌永远不会堕落，真正的诗人也决不会策划堕落。恰恰相反的是，我认为，在一个诗意贫乏的时代，做一名诗人是光荣的。因为，他（她）的肩膀所承担的是人类指向未来的审美使命和道德使命。我坚信，诗歌的翅膀永远不会被折断，只要人类尚有一天的生存时间，诗歌就仍然有二十五小时的生命。

　　够了，我们看够其蓄意的谎言了！采用如此一棍子打死的极端论断，并蓄意编造谎言的行径，在当代新闻界也算得上罕见。以至有位著名诗人看了这篇报道后，说：“我觉得不寒而栗，难道文革又来了了吗？这个国家要消灭诗人与诗歌吗？”

　　而更让人觉得可怜又可笑的是，这篇充满愚民伎俩的报道，主要观点和部分内容竟来自一份娱乐时尚刊物《新周刊》。这些常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娱乐时尚媒体与主流媒体的记者，为何对当代诗歌的深恶痛绝如此一致，非常值得深思。

　　 当代诗歌到底在哪里触痛了他们？

　　了解当代诗歌真实状况的人都很清楚，当代诗歌所达到的成就，堪称五四以来最好时期，同时，当代诗歌也是当前所有文学式样中最敏感，最具活力的，是最不妥协媚俗的，因而也就最遭试图一统天下降服一切的新的愚民势力的嫉恨，借助网络无知少年的恶搞，他们觉得时机到了。

　　我们可怜他们，但决不能低估这股新的愚民势力的能量，他们最擅长颠倒黑白抹黑一切，他们掌握着话语权，又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修养与公正意识，虽然清醒的人们不会轻易上他们的当，但他们似乎还越来越得势，他们不断寻找着一些祭物，掀起一场又一场声势浩大的“无耻比赛”，彻底摧毁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国家民族的最后的精神道德底线。他们又在磨刀赫赫了。

　　 而诗人，这时代的羔羊，就这样被他们送上了时代的祭坛。

　　因此，我呼吁，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应该站出来，对他们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强烈要求编造谎言的《人民日报》记者李舫道歉！

附注：就在本文写完不久，诗人赵丽华告诉记者，记者所引用的诗作绝大部分不是她写的，不知来自何处。这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判断，这是蓄意造谣。而且，以一个诗人的个别随意作品否定其全部创作已属荒唐，而以个别诗人的个别作品否定整个当代中国诗歌创作成绩，这是全面妖魔化当代诗歌与当代诗人的愚民行径。

中国新诗的道路应该这样走

——与林贤治先生商榷

李少君

     林贤治先生是我敬重的一位先生，他对现当代思想的一些清理工作颇有价值，但最近他突然对当代诗歌兴趣大发，写了一些文章，在文章中大量引用西方的文学、哲学思想，然后反过来批判当代诗歌。尤其有一篇《中国新诗向何处去》（见http://blog.sina.com.cn/u/4ac0d295010007ki），准备给中国新诗的发展指出一条方向性道路。我仔细读了他的这些文章，其中最深刻的印象是：林先生满脑子来自西方的“对抗”、“斗争”的文学观念，虽然这些观念在特定历史阶段对中国社会颇有意义，但以之为标准来评判整个中国诗歌，就丧失了起码的主体性基础，我只能说：林贤治先生中西方诗学观的毒太深，西方中心论价值观已侵入骨髓。

     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诗国”，从来就有自己的一整套诗歌观念、价值标准，且日趋完善。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就不是特别强调在西方诗歌中处于主流的“对抗”、“斗争”观念的——当然，中国诗歌也有一些这样的内容。中国诗歌的主流，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强调诗歌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洽性，把它作为日常生活、人生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为何会如此？这是因为，诗歌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有特殊的价值与用处，在古典中国，诗歌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人们自我升华、自我超越、自我满足与自我和谐的渠道与途径。比如陶渊明身处逆境，却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苏东坡一生坎坷，却能乐观地感慨“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即使是杜甫，流离颠沛之后仍能吟诵出“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这样的诗歌。对此，被认为具有中国式宗教情怀的作家史铁生说的很好，他认为：文学不是拳击，要打倒什么；文学更类似跳高，是人不断地自我超越。

     在我看来，形成这样的诗歌思想的根本原因，乃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真正的西方意义上的一个外在于人类自身的宗教。中国儒家是注重实用的，但人不能仅仅关注物质的实用的层面，人还得有精神的超越的层面，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将形而上与形而下有机地解决，最终使人达致真正的内在的平衡与和谐？诗歌，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孔子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所以，在他那儿，《诗经》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那就是中国人的《圣经》啊！孔子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他还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他清楚地意识到诗歌对于中国人的意义，与中国人生活的密切关系。

     而确实，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诗歌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一个小官吏，在工作上可能受了上司的气，在同事中可能受排挤，但他回到家里，能通过诗歌来缓解、调解自己，取得内心平衡。比如他将眼光投向伟大的永恒的自然山水，那几千年几万年都如此美好永恒的山水，个人受的那点龌龊气算什么呢。所以，在中国传统诗学中，诗歌首先是一种自我追求、自我升华、自我调节与自我完善的需要，不是什么“对抗”、“斗争”。

     “对抗”、“斗争”是来自西方的观念，是产生于西方的历史与社会背景的，西方有一个外在于人高于人之上的宗教、上帝，诗人是直接听从上帝的，是站在上帝的立场与角度的，所以他要随时随地批判、纠正不完美的现实与人，这样就产生了“对抗”、“斗争”，这是西方诗歌永恒的主题——上帝与魔鬼之争，天堂与世俗社会之争，精神与物欲之争，所以西方的诗人们总是处于焦虑、紧张、不安、绝望、虚无与抗争之中，总是激烈的、暴力的。但其实就社会和生活的真实情况而言，“对抗”、“斗争”从来就不是人类社会或个人生活的全部，甚至不是常态。大部分时候，社会与生活都是平淡而持续的，因此也就需要诗意。所以，中国诗人们向来相对是心平气和的，如苏东坡般，总是微笑着悲悯地对待一切，对待身边的事物和人，将一切融化在诗歌中，在诗歌中化解一切。所以中国文化人一说到苏东坡，总是会会心一笑，苏东坡这个名字就缓解了很多人的精神紧张，他的诗歌更是治疗了很多人的心理疾病。而按林先生的充满激情而武断霸道的标准：“批判性和反抗性”。李白、苏东坡这些沉缅日常生活和想象的诗人大概都算不上伟大诗人。

     中国自五四以来，诗学观念深受西方影响，当然有其特殊历史原因。激烈的社会矛盾、内外交困的环境以及侵略战争的干扰，后来则又有“文革”的动荡，至朦胧诗时代，“对抗”、“斗争”观念的诗学观念一度成为主流，也确实产生了一些优秀作品。但那些作品永远不能真正深入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它们最多只是比较独特的，它们从西方学了一些异质的东西，显得特别。不是说不能学，学是必要的，但要转化为自己的血液里的一部分。事实上，我一直强调，中国古典诗歌、西方现代诗歌、诞生已九十年的新诗，都是我们的传统。我们要在消化融化这一切的基础上，再次出发。

      我个人认为，我们要肯定朦胧诗及后来一些学习模仿西方的观念性诗歌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不必讳言，就文学的本体来说，我们很长时间只是西方文学的追随者与模仿者，所以，最近才有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美国“汉学家”夏志清以西方标准来评判中国文学，连《红楼梦》、李白在他看来都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确实，他们说出了部分真相，你丧失了你的文学、诗歌的主体性，你就永远只是一个模仿者、追随者，永远只是二流甚至三、四流的。也因此，我特别看重在中国自己土壤上慢慢成长起来的”草根诗歌“，而且其势头还壮大起来了，在江浙、安徽、福建、湖北、广东、东北、西北等地，地方性草根性的诗歌、本土的原创性的诗歌正在逐渐成为主流。我们正在吸收消化传统和西方的精华，自成体系。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魅力，西方诗歌界自然会对你另眼相看，会被我们吸引被沉浸进来。就象李白王维等影响了庞德等一大批西方诗人一样。

     日前，在广州的广东本土诗人专辑《出身地》的讨论会上，我说现在中西方诗歌观念毒的人太多了。在中国古代，哪有什么诗人自杀和杀人啊，李白掉进河里，多优美啊，说是“捞月去了”，哪象西方，动不动疯狂、残忍，与人类为敌，变成神经病，剁手或割耳朵或打这打那杀这杀那之类，你看西方那些艺术家、诗人的作品都得做恶梦。我们当代诗歌也染上这种毒了，也动不动自杀杀人，都是给西方观念害的。还有某些所谓当代艺术作品，把人画得极其丑陋可怕，还大头像，你敢挂你家客厅或卧室墙上吗。哪象我们古代的山水画，你看了就很舒服，充满诗意，安慰你的心灵。现在很多人缺乏精神安慰与寄托，我就觉得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很有道理。好在民间已有这方面的迹象了。比如最近书画市场起来了，诗歌也热闹了。尤其网络的出现，加快了这一切。诗歌本身也逐渐变得日常化、生活化——这与八十年代中后期诗歌界提倡关注“日常生活”还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是诗歌写作本身正变得日常花生活化。现在一些诗人就常互相吟赠，三五几个成小团体，经常出游，吟诗作诗，俨然如唐代诗人般生活。你看在唐代，李白和汪伦喝完酒告别，随手写了“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写诗和诗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但后来这首诗超越了历史、时代，超越了李白与汪伦这个人的具体友谊而成为永恒。这样看来，在中国，真正的诗歌写作首先就是诗人的一种自我抒发、自我升华与自我满足，就是一种日常生活，写的也是日常生活，你写出来以后，打动和感染了他人，或他人对此有了感应和共鸣，他们也就同样获得了满足、享受，达到了他们自己的内心平衡和心灵和谐。这就是中国诗歌最精髓之处。而当代诗歌，从草根性诗歌开始，正在恢复这一传统，创造汉语诗歌的新的主体性。因此，伟大的诗歌和诗人，在当代也有了可能性和希望。